中国的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一种独特的戏剧艺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方言不同，除京剧外，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据统计，中国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有300多种，可以称得上世界之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晋剧、豫剧、越剧、黄梅戏、评剧、曲剧、粤剧、淮剧、吕剧等。其中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依次为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评剧。 [1-2] 

山西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出现于明代的蒲州梆子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山西的四大剧种：蒲剧、晋剧、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晋剧，中国地方戏曲，山西四大梆子剧种之一，又名山西梆子，中国传统戏曲。因产生于山西省中部，故又称中路梆子，也称为“中戏”，主要流行于我国山西省中、北部及陕西北部、内蒙古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大致上是晋语的并州片，吕梁片，张呼片地区以及大包片，五台片的部分地区。

晋剧即为山西梆子，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戏剧剧种，也叫中路戏，中国传统戏曲。因兴起于山西中部的汾阳、孝义、祁县、太谷及太原而得名。晋剧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2006年5月20日，晋剧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为Ⅳ-18。

豫剧：又名河南梆子、河南高调。是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豫剧诞生在七朝古都，东京汴梁城开封。起源于明朝中后期：近400百多年的历史。目前除河南外，山东、江苏、安徽、山西、河北、湖北、北京、陕西、四川、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台湾等省区都有专业豫剧团分布，是21世纪后拥有专业戏曲团体和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剧种。豫剧的声腔，有的高亢活泼，有的悲凉缠绵，能够表演各种风格的剧目，传统剧目有1000多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剧种。著名演员有陈素真、马金凤、常香玉、牛得草、阎立品等，代表剧目有《宇宙锋》《穆桂英挂帅》《红娘》《抬花轿》《春秋配》《七品芝麻官》《花木兰》《朝阳沟》《程缨救孤》等等。

越剧：中国第二大剧种，有第二国剧之称，又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亦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 [3]  发源于浙江嵊州，成熟于上海，流传于上海和浙江东部，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越剧唱腔委婉、表演细腻抒情优美，已经成为仅次于京剧的一个大剧种。著名演员有袁雪芬、王文娟、徐玉兰等，代表剧目有《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地方戏之一，旧时称为黄梅调，主要流行于安徽省安庆市周边地区及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区。黄梅戏起源于湖北省黄梅县的采茶歌，传入安徽省安庆地区后，又吸收了当地的民间音乐，发展形成了这个剧种。黄梅戏载歌载舞，唱腔委婉动听，表演朴实优美，生活气息浓厚，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欢迎。著名演员有严凤英、王少舫、马兰等，演出的传统剧目有《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

评剧：发源于河北唐山，是流行于北京、天津和华北、东北各地的地方戏。它最初是在河北民间说唱“莲花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先后吸收了其他剧种和民间说唱的音乐和表演形式，于清朝末年形成了评剧。评剧具有活泼、自由、生活气息浓郁的特点，擅长表演现代生活,著名演员有小白玉霜、新凤霞等，代表剧目有《秦香莲》、《小女婿》、《刘巧儿》等。 [4] 

吕剧：源于山东，流行于山东、江苏、东北三省部分地区。以前叫“化妆扬琴”或“扬琴戏”，系由民间说唱艺术“山东琴书”演变而来。代表剧目《姊妹易嫁》、《李二嫂改嫁》等，代表人物郎咸芬、李岱江、林建华等。

沪剧：是上海的地方戏曲剧种，属吴语地区滩簧系统；沪剧源出“小山歌”。为与同在上海演唱的苏滩、甬滩等其他滩簧相区别,故称本地滩簧、申滩时调，简称“本滩”。1914年，邵文滨、施兰亭、丁少兰等发起组织“振新集”，从事本滩改良， 并改名为“申曲”。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开始把申曲改称为“沪剧”。优秀剧目有《罗汉钱》、《芦荡火种》、《一个明星的遭遇》等。

粤剧是广东省的主要剧种，主要流行于广东、广西和闽南一带。居位在东南亚、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也十分喜爱粤剧。明清时代，中国的许多剧种流传到了广东，这些剧种的声腔与广东音乐、民间曲调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粤剧，粤剧用广东方言演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著名演员有红线女、马师曾等，代表剧目有《搜书院》《关汉卿》等。

淮剧：又称江淮戏，流行于江苏、上海。淮剧语言是以今建湖县的方言为基调，经过戏曲化而形成的一种舞台语言。清代中叶，在江苏盐阜（盐城和阜宁）、清淮宝（淮安和宝应）一带流行着一种由家民号子和田歌雷雷腔、栽秧调发展而成的说唱形式门叹词，形式为一人单唱或二人对唱，仅以竹板击节。后与苏北民间酬神的香火戏结合，称为江北小戏。之后，又受徽剧和京剧的影响，在唱腔、表演和剧目等方面逐渐丰富，形成淮剧。旧时淮剧大戏有“九莲十三英七十二记”，代表作有上淮的《金龙与蜉蝣》、《八女投江》、《千古韩非》、《哑女告状》、《恩仇记》、《九件衣》、《牙痕记》、《孟丽君》、《蓝齐格格》、《柜中缘》、《奇婚记》、《一江春水向东流》、《十品村官》、《太阳花》、《诺言》等。

河北梆子：，初名“直隶梆子”，后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始改今名。它渊源于陕西秦腔的梆子系统。大约在清代中叶以后，由山西蒲州梆子流入河北逐渐演变而成。清末曾在北京盛极一时。后来梆子和皮黄曾同台演出，互相交流、吸收，使梆子在艺术上日趋完整。北京的直隶梆子吸收皮黄精华之后，又称“京梆子”。辛亥革命后，许多出色的梆子女演员不断涌现，给梆子剧种带来了新生面，使其唱腔音乐发生了较大变化。

河北梆子流行时，在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尤其是在河北中、北部及京、津地区最为群众喜闻乐见。河北梆子的唱腔高亢激昂、刚劲挺拔，主要有慢板、二六、流水、尖板、哭板、反调等板式，还有近百支用于舞台伴奏的曲牌。著名演员有李桂云、韩俊卿、银达子、王玉磬、赵鸣岐、金宝环、张淑敏、张惠云、齐花坦、雷保春、裴艳玲、闫建国、王伯华、李淑惠等。代表性剧目有：《蝴蝶杯》、《王宝钏》、《走雪山》、《赵氏孤儿》、《秦香莲》、《辕门斩子》、《清风亭》、《南北和》、《打金枝》、《杜十娘》、《窦娥冤》、《宝莲灯》、《陈三两》、《小刀会》、《钟馗》等。

平调落子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戏曲剧种。平调起源于明末清初、落子起源于清代中叶，都产生于河北邯郸的武安市，兴盛于上世纪中叶。平调落子是武安平调和武安落子的总称，武安平调和武安落子是河北省武安市独有的两个地方剧种，两个剧种经常在一起演出，习惯上合称平调落子。平调落子流传于河北省南部的邯郸、邢台，河南省北部的安阳、新乡及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等地区。

平调落子流行于邯郸各地，是河北省邯郸市独一无二的两个剧种，是邯郸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平调由豫北一带流传的梆子戏演变而来，落子由河北武安一带汉族民间所流行的“花唱”发展而来。因多在一团内“两开箱”演出，故叫“两下锅”，在邯郸市有三个保留至今的专业剧团分别为邯郸市平调落子剧团、武安市平调落子剧团、涉县平调落子剧团，邯郸、武安等地区周边皆有很多业余剧团。一般平调落子剧团演员，都能兼演平调和落子。平调落子的内容，有的歌颂历史上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有的歌颂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有的反映男女平等、移风易俗的社会新风尚。

平调以表演朝代大戏为主，落子以表演家情小戏见长。平调代表剧目为《桃花庵》《盘坡》《铡赵王》《三上轿》《打金枝》《三进帐》《徐策跑城》等。落子代表剧目为《借髢髢》《吕蒙正赶斋》《卖秒郎》《卖布》《端花》等。平调落子著名演员有：李秀奇、郭金、孙富琴、魏鸿昌、秦崇德、秦尚德、卜锡林、武鸿凤、李魁元、房志彬等。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武安平调落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池州傩戏：源于图腾崇拜意识，主要流传于中国佛教圣地九华山麓方圆百公里的贵池、石台和青阳等县（区），尤其集中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刘街、梅街、茅坦等乡镇几十个大姓家族，史载“无傩不成村”。它无职业班社和专业艺人，至今仍以宗族为演出单位，以祭祖、驱邪纳福和娱神娱祖娱人为目的，以戴面具为表演特征。

池州傩戏有“傩仪”、“傩舞”和“傩戏”等表现形式。整台“正戏”，饰演既有戏剧情节、表演程式，又有脚色行当和舞台砌末等戏曲特征的“本戏”。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宗族师承，世代沿袭，每年例行“春祭”和“秋祭”，“春祭”即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人日）至十五择日进行，“秋祭”即农历八月十五进行，平时不演出。

池州傩戏汇蓄和沉淀了上古到近代各个历史时期诸多文化信息，涉及多种学科、多个领域，内涵十分丰富，隐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和极高的文化人类学、戏剧学、宗教学、美术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学术研究价值，仍保持着古朴、粗犷的原始风貌，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民俗仪式，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象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古戏曲之一。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池州傩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永年西调 原系流入河北的山西上党梆子。旧称泽州（今山西晋城）调，在永年还称“三搭板”（因该剧种多演出袍带戏，舞台多设一搭板而得名）。1956年2月，剧团登记时，由著名剧作家赵树理先生提议正式命名为“西调”，取“调自西来”之意。

流行于河北省南部的永年、广平、曲周、大名、邱县、武安、鸡泽、肥乡、磁县及邢台地区南和、沙河、邢台诸县。目前，河北境内仅永年有一个西调专业剧团。永年县周村、睢宁、磁县东城营、肥乡中营、曲周县大由村和马骡店、广平县平固店村、鸡泽孔卜村等处，皆有业余西调剧团。该剧种活动范围在冀晋鲁豫交界的冀南（北至石家庄）、晋东南、豫北（安阳）、鲁西南一带。

2006年6月永年西调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6月永年西调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著名西调表演艺术家张海臣先生为该遗产传承人。

主要演员有张海臣、韩建华、刘筱林等，常演剧目《八郎刺萧》《潘杨讼》《海瑞告状》《闹书院》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总体构成中的众多局部形态，由于感受到日益强烈的文化交流障碍，从而陷入某种生存窘况和发展困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戏就是如此。尽管地方戏的创作和演出仍在进行，且不时有令人惊喜的佳作出现；但地方戏观众的流失和市场的萎缩，就总体而言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许多地方戏未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在文化生态发生变化时缺乏自我调适的能力。

在我国长久的农耕文明和乡村社会格局中，地方戏所沉淀的其实是某一地域的整体文化精神。当我国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建设大步迈进之时，这种“地域文化精神”既不易跟进又难以固守；在地域文化精神中浸泡着的地方戏，也难以迅速感应新的时代氛围，合上新的时代节拍。我们注意到，不少地方戏固化的程式难以表现新生活的内容，而其叙述的模式又难以适应新观众的审美……当电视和网络等“E时代”的主要传媒渗透既往相对闭塞的“地方”，当“地方”的居民走出“闭塞”而经受“开放”的洗礼，原本植根于民众之中的地方戏就处于民众趣味变迁和“他山”文化抢滩的双重夹击之中。如何使产生于民众之中的地方戏固守住植根其间的民众并争取更多的民众，如何使其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创造性转换来延续，是我们需要从全局视野来进行战略性思考的问题。

我国各地的地方戏，与昆曲、京剧一道统称为“中国戏曲”。其表现形态上的共同性，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以歌舞演故事”。戏曲艺术将其主要表现手段称为“四功”，也即“唱、念、做、打”；事实上，近世以来的戏曲，“唱、念”较之于“做、打”显得更为重要。在地方戏中，“念”是方言的音韵，“唱”是便于方言音韵表情达意的声腔体系。在许多地方戏的演出中，听不懂方言就不能感受到演剧的趣味和魅力，也难以捕捉到其声腔中包蕴的微妙情感。这就是说，地方戏在强化其表演特色之时，也相应地形成了其表意局限。相对而言，那些在较大方言区生存着的地方戏，往往也就有着较广阔的市场。问题在于，有些地方戏为强调“特色”而不惜将“方言”的取用愈分愈细：比如取苏州方言演苏剧，取无锡方言演锡剧，取上海方言演沪剧，取湖州方言演湖剧，取宁波方言演甬剧等。“方言”日趋细密，却未必意味着都有相应成体系的声腔，这便又加剧了地方戏的表意局限。其实，上述苏、锡、沪、湖、甬等剧的声腔都从“滩簧”演化而来，为何不能聚合为“滩簧剧”呢？趋近的声腔偏要在方言上疏隔，结果往往是“特色”未备而“局限”更甚。

地方戏不仅因“地方”的差距而多有差别，且因历史的变迁而多有变异。我们对地方戏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趋势做了一些简略的分析，发现生存状况较好的地方戏有以下几种状况：其一，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这是因为政府对精神文明建设、对传统文化保护的投入会更大，生活富裕起来的群众对文化娱乐的要求也会更丰富。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其二，推出有影响的剧目和演员的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从最近几年来看，越剧有茅威涛和她主演的《陆游与唐琬》、黄梅戏有韩再芬和她主演的《徽州女人》、川剧有沈铁梅和她主演的《金子》、梨园戏有曾静萍和她主演的《董生与李氏》……剧种由于推出有影响的剧目和演员而显得生机勃勃，这不仅体现出“一出戏”会使一个剧种焕发生机，而且体现出“一个人”能为一个剧种注入活力。其三，形式上比较灵活且内容上比较鲜活的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比如云南的花灯、广西的彩调、湖南的花鼓、江西的采茶等。这些地方戏大多从民间小戏发展而来，程式未稳，形式灵活，载歌载舞，有乐有趣，而且剧目大多取材于现实，贴近于乡村。其四，有众多民营戏班推波助澜的地方戏生存状况较好。河南豫剧就其地域分布而言，几乎可以说是除京剧外的最大剧种，这离不开近400个民营豫剧团体的存在。浙江越剧也是如此，在其发源地绍兴嵊州注册的民营越剧团就有300多个。其他如福建的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也都有相当数量的民营戏班活跃在民间。

把握地方戏的生存状况与发展趋向，我们还可以看到地方戏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追求，这就是“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从无到有”是指从民间歌舞小戏或曲艺的基础上来建设地方戏，“从有到优”是指以昆曲、京剧的范型来完善地方戏。与这两个不同层面追求相对应的，是不少地方都普遍存在着的两类不同特质的地方戏：一类我们称为“草根戏”，如云南的花灯戏、湖南的花鼓戏、江西的采茶戏等；另一类我们称为“主干剧”，对应的有云南的滇剧、湖南的湘剧、江西的赣剧等。事实上，不少“主干剧”由于以昆曲或京剧为范型来完善自己，以致于被视为昆曲或京剧在地方的变体。如湘剧、滇剧、川剧等就是如此。以致于在强调特色之时，除方言、声腔之外，只能亮出某些特技（如川剧的“变脸”）。相比较而言，云南花灯戏、广西彩调戏、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等由民间歌舞或歌舞小戏发展而来的地方戏还保持着比较鲜活的特色。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贫乏的曲牌无法应对繁复的剧情，使之欲固守纯粹而手段苍白，欲丰富手段却又担心失去自我。

我们注意到，在有些地方生存的剧种尽管古老，但至今却仍然充满生机。比如福建泉州的梨园戏，时有新作令人欣喜；还比如早就步入“濒危”的昆曲，在江苏苏州也不乏活力。既往有一种看法，认为越是闭塞的地方越容易保存“文化传统”的纯粹性。因此任半塘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戏剧的传统在晋南和闽南得到了有效的保存。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苏州和泉州都不闭塞，前者是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后花园，后者更是历史上著名的对外开放的门户——“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埠。

事实上，在苏州和泉州，不仅传统戏剧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其他传统文化也与之一并形成了互补共滋的文化生态。以苏州为例，群众自发的“昆山曲会”的复苏，就与传统文化生态得到保护、从而陶冶了大众对其仰慕的文化情怀有关。苏州不仅有昆曲，有评弹和古琴（虞山琴派），而且有曲径通幽的园林、呼之欲出的苏绣和随形设意的玉雕。可以设想，当步入园林的小桥流水、把玩玉雕的可心如意之时，一段词雅韵浓的昆曲怎能不脱口而出。泉州也是如此。与梨园戏共生的传统演艺在泉州还有南音和高甲戏，这些传统演艺之所以绵延不绝，我们以为与泉州悠闲而又精致的茶艺文化分不开。当你步入茶社，竹椅斜凭，一盏洞顶乌龙茗香四起，鼻嗅唇啜之际意趣微熏……此时如有一段梨园吟唱或一曲南音飘至，真正令人爽心惬意。地方戏不论其现在“濒危”与否，如果不关注其文化生态的保护，它们就难以长久，更遑论发展。

我们现在所称的地方戏，是相对于昆曲和京剧而言的。实际上，就其本源而言，昆曲和京剧也是“地方”的。昆曲原称“昆山腔”或简称“昆腔”，元末明初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起初只是民间清曲、小唱，经魏良辅、梁辰鱼等人的革新和创造，使之自明中叶以来成为影响最大的地方戏剧种，后因各剧种竞相追随而成为“百戏之祖”。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地方戏，而其实它是在徽戏和汉调基础上，吸收昆曲、秦腔等戏的优长而逐渐完善的。至今京剧念白仍取“湖广韵”，正说明其本源上的地方属性。昆曲和京剧现不归于地方戏之属，在于其曾有和仍有的全国性影响。昆曲虽属“濒危”，至今仍有京昆（北京）、沪昆（上海）、宁昆（江苏南京）、苏昆（江苏苏州）、浙昆（浙江杭州）、湘昆（湖南郴州）之分野；京剧更是有80多个国家事业团体，遍及20多个省份，确实可作为当代中国戏曲艺术的首席。

京剧为何能成为“国剧”，或者说为何能成为当代中国戏曲的“首席”？我们以为还不仅仅在于其发轫之初的坚实基础。从京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它十分注意从地方戏中汲取养料。据不完全统计，就有据扬剧《百岁挂帅》移植改编的《杨门女将》、据淮剧《海港的早晨》移植改编的《海港》、据沪剧《芦荡火种》移植改编的《沙家浜》；京剧移植改编的同名剧目还有：豫剧《穆桂英挂帅》、川剧《柳荫记》、莆仙戏《春草闯堂》、吕剧《石龙湾》、滇剧《瘦马御史》、闽剧《贬官记》等。京剧艺术移植改编地方戏的“拿来主义”，不仅丰富了京剧形象塑造的艺术画廊，而且成为自身撑起门面的“看家戏”。京剧艺术生存与发展的这种现象说明，地方戏应当存在的理由并不只在于它所具有的艺术个性和表演特色，它还是为“国剧”提供养料的植被并且可能是未来“国剧”的萌芽。放任地方戏的水土流失也会使“国剧”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影响。在我们看来，昆曲今日的“濒危”原因颇多，但放弃对地方戏优秀剧目的移植改编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从豫剧曾具有的全国性影响来看，谁又能断言不会产生新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剧种”呢？因此，我们认为地方戏的生态保护不仅仅是“地方”的义务，也应是国家的责任。

对于地方戏的生存和发展而言，“生态保护”指的是“文化生态”。这个概念远远大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所提及的“文化空间”。在我们看来，对地方戏实施文化生态保护，有两个应当强化的理念：一是打破行政区划而确立“文化区划”的理念，二是中止“地方”细化而实施“文化整合”的理念。就确立“文化区划”的理念而言，黄梅戏的文化生态保护就要考虑安徽安庆和湖北黄梅这一“文化区划”，而不是一提黄梅戏就只是安徽省。同理，越剧虽然足踏浙、沪、闽，但其文化生态保护的重点要放在包括嵊州在内的绍兴一带。就确立“文化整合”的理念而言，其实也意味着地方戏的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一位戏曲研究家认为，提到“淮扬菜”都不分家，淮剧、扬剧难道不可以整合为“淮扬剧”吗？又如我们已经提及的“滩簧”系列，如能实现对苏、锡、沪、湖、甬等剧种的整合，怕是真要撑起华东半边天了。我们曾十分关注“天下第一团”（实则是“唯一团”）的生存状况，但其实消失最快的地方戏就是“第一团”——有时甚至来不及听到它喊“危机”就消失了。京剧起家之初，尚能整合汉、徽、昆、秦腔等剧种，今日我们为何要固守剧种壁垒，拒绝文化整合呢。

北京——评剧、昆曲、北京曲剧、天津——评剧

上海——越剧、昆曲、沪剧、淮剧

滑稽戏、话剧、

木偶皮影戏

江苏——昆曲、淮剧、扬剧、锡剧、苏剧、泗州戏、柳琴戏、淮海戏

河北——河北梆子、评剧、石家庄丝弦、保定老调

武安平调、武安落子、唐剧、永年西调、深泽坠子、哈哈腔、乱弹

蔚州梆子、定州秧歌、海兴南锣、固义滩戏、张家口二人台

隆尧秧歌戏、唐山皮影戏、冀南皮影戏、横歧调

山西——晋剧、北路梆子、蒲剧、耍孩儿

上党梆子、二人台、锣鼓杂戏

碗碗腔、朔州秧歌戏、

繁峙秧歌戏、孝义皮影戏晋北道情戏、临县道情戏、罗罗腔

内蒙古——二人台、漫瀚剧

辽宁——评剧、喇叭戏、辽南戏

复州皮影戏、凌源皮影戏

辽西木偶戏

吉林——吉剧、新城戏、黄龙戏

黑龙江——龙江剧、二人转

陕西——秦腔、碗碗腔、眉户、汉调桄桄、汉调二黄、商洛花鼓、弦板腔

华县皮影戏、华阴老腔、阿宫腔

甘肃——陇剧、敦煌曲子戏、华亭曲子戏

环县道情皮影戏宁夏——花儿剧

青海——青海平弦戏、黄南藏戏

新疆——曲子戏

山东——吕剧、山东梆子、茂腔、五音戏、

柳琴戏、蓝关戏、一勾勾、莱芜梆子、枣梆子、柳子戏

河南——豫剧、越调、河南曲剧、宛梆

大平调、太康道情、大弦戏、二夹弦、

怀梆、四平调、南乐目连戏、河南坠剧

安徽——黄梅戏、徽剧、庐剧、泗州戏、凤阳花鼓戏、皖南花鼓戏、

青阳腔、池州傩戏、

岳西高腔、徽州目连戏、坠子戏

浙江——越剧、婺剧、昆曲、绍剧、甬剧

西安高腔、松阳高腔、瓯剧、

新昌调腔、宁海平调、乱弹

海宁皮影戏、泰顺药发木偶戏、湖剧

江西——赣剧、南昌采茶戏、赣南采茶戏

弋阳腔、青阳腔、萍乡采茶戏、

徽剧、吉安采茶戏、广昌孟戏

宜黄戏福建——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芗剧

闽剧、大腔戏、四平戏

梅林戏、闽西汉剧、北路戏

泉州提线木偶戏、晋江布袋木偶戏

广东——粤剧、潮剧、正字戏、广东汉剧

西秦戏、梅山山歌剧、白字戏

花朝戏、陆丰皮影戏

高州木偶戏、潮州铁枝木偶戏

台湾——歌仔戏海南——琼剧、临高人偶戏

广西——桂剧、彩调、壮剧、桂南采茶戏

湖南——昆曲、湘剧、祁剧、辰河高腔、

巴陵戏、湖南花鼓戏、邵阳布袋戏

常德高腔、辰河目连戏、荆河戏

侗族傩戏、沅陵辰州傩戏

湖北——汉剧、楚剧、黄梅戏、

荆州花鼓戏、江汉平原皮影戏

四川——川剧、川北灯戏、川北大木偶戏

重庆——川剧、梁山灯戏

云南——云南花灯戏（玉溪花灯戏）滇剧、白剧、傣剧、彝剧

贵州——黔剧、思南花灯戏、德江傩堂戏

布依戏、彝族撮泰吉、侗戏

安顺地戏、石阡木偶戏

西藏——藏戏、山南门巴戏

地方戏要摆脱生存窘况和发展困境，还要特别强化“生产自救”的意识并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我们知道，剧种的生存状况如何，是靠剧目来体现的。生产出一部有影响的好戏并藉此推出一位担大梁的“腕角”，对一个剧种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50年代，连销匿已久的昆曲都能藉“一出戏”来救活，以至于留下了“一出戏（《十五贯》）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强化“生产自救”的意识，就要从生产什么产品、如何组织生产出发来变革我们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并发展我们的艺术生产力。地方戏剧团，即便是那些有悠久历史剧种的剧团，也不可以“坐等天上掉馅饼”的态度来期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工程”保护的是剧种，是剧种仍能在今天产生影响的历史文化价值。不能实现“生产自救”的剧团，也未必能在“工程”的资助下胜任剧种的保护。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地方戏，是一种仍在传承、可以激活的“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强调的“原汁原味”。生产自救的理念还包含着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是一种发展中的生产自救。我们相信，地方戏只有追求发展才能有效生存，只有发展着的建设也才是最有效的保护。

地方戏的特色体现在音乐、舞蹈、服装、化妆、绝活、剧情等多个方面,方言不是唯一特色。保卫方言和戏曲坚守方言的主张是农业思维和崇古思维的反映。语音改革是京剧和昆曲成为全国性剧种的关键因素。地方戏要扩大影响,必须进行语言改革。文化并非越多样越好,戏曲剧种并非越多越好,剧种合流有利于戏曲发展。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动态保护,我们应该鼓励方言版和普通话版的戏曲进行竞争。戏曲只有以观众的需求为努力方向,依靠艺术的魅力才能获得市场竞争力 [5]  。